检察官教授媒体人 听6000志愿者和他们的防性侵安全课

“我还不到14岁，你想坐牢吗！！！”在北京京师律师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孙雪梅呵斥的声音打破了周末办公楼楼道里的安静，让听课的小朋友们吓了一跳。

平素开朗、热情的孙雪梅，用这种方式告诉孩子们，当在公共场合遭遇性侵害时，拒绝、训斥、警戒对于坏人有多么大的震慑力。

初心丨“女童保护项目开始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从2013年全国百名女记者一起自发成立“女童保护”公益组织至今，孙雪梅和数千名志愿者讲师，将预防儿童性侵害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识传播到全国各地。仅今年七月份“女童保护”就在全国25个省进行线下授课，为39919名孩子和9462名家长送去儿童防性侵课程。

但在外界看来，儿童性侵害这些年来被频繁爆出，并未有减少的趋势。孙雪梅觉得，这未必是坏事，“以前爆出来的少，不代表发生的就少，现在孩子和家长都有更多的意识去将遭受的侵害揭发出来，也不代表发生的就增多了，只能说，社会对于儿童性侵的保护意识在提高。”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端于2013年5月。在那段时间，连续多起侵害儿童案件的曝光，让参与报道的记者们意识到，儿童性侵案件并不是一个偶然。

经过深思熟虑，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们发出倡议书，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

2013年儿童节当天，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回忆当时的经历，孙雪梅觉得就是凭着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满含热情的出发了，至于日后要做的事情有多难，很多人并没有考虑太多。

那一年的7月9日，“女童保护”项目召开了第一次线下会议，孙雪梅记得当时有11个人参加，会议将“女童保护”未来要做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但大家发现事情太烦琐，要牵扯的精力太大，其中有些人感到力所不及便声明退出，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了下来。

坚持下来的人中，就有孙雪梅。

孙雪梅觉得，既然“女童保护”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就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确实有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需要“女童保护”的帮助，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性侵，如何防范性侵，被性侵之后该怎么办……

尴尬丨教案不够“完美” 吓哭孩子气走校长

从6月1日宣布成立到12月底，“女童保护”的主要工作放在了教育儿童预防性侵的课程上来，经过半年与专家的不断沟通，到当年的12月底第一个版本的教案成型了。

带着这份熬了很多个日夜修订的教案，孙雪梅和志愿者讲师们去了云南，在某彝族自治县的部分小学里进行了三次试讲，结果遇到了挑战。

第一次试讲，在给一个留守儿童小学上课的时候，一个男记者分享了采访过的性侵案例，没想到孩子们被案例吓到了。第三次试讲的时候，孙雪梅告诉孩子们，“当有人单独约你出去的时候，要跟爸爸妈妈说”，结果有个孩子当堂就哭了起来，课后孙雪梅问起那个孩子，他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几年都没有见到过了。

孩子们的这些反应让孙雪梅很自责，她本无意触碰孩子们心里的疮疤。

经过这三节课的试讲，“女童保护”的讲师们意识到自己的教案并不完善。他们又咨询了多方面的专家，调整教案里每一句话的细节。

在云南试讲的时候，“女童保护”的志愿者们还感觉到，除了教案的不完善之外，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儿童性侵的认知也不完善，还存在着很落后的观念。

在云南试讲的第二次课是当地教育局安排的，但当志愿者讲到性侵害和隐私部位时，校长当场离席。后来问起来，这位校长觉得，志愿者讲的课程会把孩子们“教坏”，孙雪梅对于这位校长的担心表示理解。

队伍丨通过考核讲师已达6000余人 全部是志愿者

目前，“女童保护”项目的团队考核通过的讲师6000余人，他们全都是志愿者，全职团队只有6个人，负责教研、宣传等各项工作。

邹于香老师在“女童保护”专职团队中负责教研部的工作，她是2017年10月份加入到“女童保护”中的。此前，她在企业公司上班时就关注到“女童保护”组织，也听了孙雪梅的课，受到孙雪梅的影响，投身到公益事业中来。

加入“女童保护”后，邹于香才感受到这项工作的忙碌，加上考核讲师的工作往往被安排在周末，这又让他们牺牲了很多公休的时间。邹于香一开始想着，加入“女童保护”做几个月的公益活动。真干上以后，发现手头的事情很难中断，“女童保护”发展迅速，也越来越正规，所以她在“女童保护”就一直干到现在，反而觉得比在企业工作有活力。

邹于香介绍，她加入女童保护时，针对幼儿园大班至小学六年级的儿童版教案已经非常成熟，这些年来他们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主要还是针对讲师授课后的反馈情况，让孩子更好的接受里面的知识。同时，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加入新的内容，比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利用网络来猥亵、性侵儿童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加，要增强孩子、家长预防网络性侵的意识。

家长版的教案则主要针对的是孩子的家长，让家长了解到儿童性侵存在的误区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让家长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预防性侵和传授性知识，还告诉家长要密切观察孩子的异常，遇到性侵事件后要妥善处理。

目前最受关注的是针对初中生的教案《拥抱青春期》，这个“青春期版”教案中除了预防性侵之外，还有关于青春期身体发育及卫生保健知识、性梦和自慰，心理变化、与异性的交往，生命的诞生、性行为、科学避孕与人工流产等内容。

“女童保护”的讲师在讲授《拥抱青春期》时也会对敏感内容格外关注，在授课前，讲师会跟校方或家长直接沟通，将教案大纲发给对方，对性行为、自慰和避孕套的使用等敏感内容进行讲解和沟通，如果校方和家长觉得这部分内容可以接受，就会在授课时安排讲解，如果校方和家长有所顾忌，在授课时就会将这部分内容简单带过。

青春期教程讲授性行为 讲师要突破心理关

目前，在女童保护的6000多名讲师中，能够讲授“青春期版”教程的只有二十多位讲师，这是因为女童保护对于“青春期版”的讲师的要求更加严格。

郑凤鸣老师就是这20多人中的一个。她2015年初加入“女童保护”，现在主要负责“青春期版”教案的讲授和讲师的考核工作。

此前，郑凤鸣曾在山东做支教，也参与很多公益项目。在一次支教过程中，她从一所乡镇小学的校长口中得知学校发生了性侵儿童的事件，一个在校方家长和乡亲街坊中口碑特别好的老师，居然性侵了多名女生。这名老师被揭发出来，是因为发现女儿被性侵后，这个家长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去找老师要说法，在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的情况下最终报警，这才牵出多起案件。

这件事对郑凤鸣触动很大，她开始反思此前所做的支教活动，觉得公益不应该仅仅是给贫困的孩子送钱、送东西，也不光是为他们学好英语、美术、音乐课程，而是应该去改变孩子们的理念和意识。

于是，郑凤鸣通过公益群找到了孙雪梅，成为了“女童保护”的一名讲师。

要想成为“女童保护”的讲师并不容易，在郑凤鸣老师看来，第一步就是要突破自己的心理认知，科学的认识性的概念，能够大声的公开的将性知识讲向孩子和成年人出来。

郑老师说，在女童保护的讲师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儿童版讲师，过不了这一关，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科学的态度去谈性的问题。“这可能跟每个人从小对此事养成的习惯和教育程度有关，不能强求。”

除了心理上的历练外，“青春期版”的教程内容更加丰富，比儿童版多了三四倍，要想做到烂熟于心，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去准备。郑凤鸣回忆，她拿到教案后，将教案录制下来，除了看教案内容外，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还会反复的听，再加上阅读一些有关的书籍，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达到标准。

让郑凤鸣老师感到欣慰的是，虽然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对于性的教育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也在逐步进步。她去学校上课，在上课之前家长和学校都会有所顾忌，但听完课以后，反而都会得到家长的好评。

这些年来，教育部门和公检法机构也开始重视预防性侵和性教育方面的工作，郑凤鸣老师的课很多都是由当地教委或检察院、法院邀请去讲授。

欣慰丨有女童用学到知识保护自己 讲师也有收获

郑凤鸣作为女童保护的一线讲师，其所做的事情虽然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就在今年前几个月，有家长反馈给“女童保护”的讲师，他家上小学的女儿在放学后被人骚扰，女儿上过“女童保护”的课，用学到的知识想办法摆脱了对方，还将被骚扰的事情告诉了老师和家长，学校联合警方布网将此人抓住，发现该人有犯罪前科。“如果没有上过你们的课，可能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也不知道该不该跟家长说，那可能就会有危险。”这位家长说，“这个课程看来是真的有用的。” 郑凤鸣说。

听到讲师和孩子、家长们的收获，孙雪梅会感到很欣慰，她做女童保护项目6年来，她和志愿者们的很多业余时间都被占用，如今，孙雪梅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在致力于女童保护去保护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却牺牲了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

不过，她发现孩子会为妈妈所做的“女童保护”项目而感到自豪，两个女儿会学着妈妈的样子当自己也是“女童保护”的小讲师。她接受采访或者参加会议登上电视的时候，婆婆会拉着全村的人一起去看。

孙雪梅介绍，“女童保护”项目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讲解预防性侵和性的知识以及培训考核授课讲师，同时还会对儿童性侵方面的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将调研结果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来推动法制的健全和制度的改变。目前志愿者讲师的队伍中除了原有的媒体记者外，还有律师、大学教授、检察官、法官、公务员、全职妈妈等。

邹于香老师介绍，“女童保护”针对授课讲师将有更规范的管理，2018年他们抽查了300多位讲师，主要是针对老讲师或者上课比较少的讲师。如果有讲师抽查不合格，就会先停止授课，重新学习教案、磨课后再试讲考核，通过后授课。

孙雪梅觉得，目前“女童保护”最大的困境是人手不够，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儿童性侵方面越来越重视，相关的活动越来越多。但女童保护的讲师数量满足不了需求，而且全职团队的要服务全国的讲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未来，他们将会着重培养“女童保护”的中高级讲师，由中高级讲师来加强对初级讲师的考核和培训，以团队的形式去管理。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能够有定向的人员经费来帮助扩充全职团队的队伍，更好的为全国的孩子服务。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